峰博

一、发挥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作用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城市自主权逐步扩大，为城市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思路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提供了政策空间。城市发展战略是对城市及其区域在较长时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的考虑、谋划和安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城市发展战略位于最高层次。城市规划是引领城市发展的龙头，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则是城市规划的龙头。目前开展的“十一五”规划中，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展开了一系列前期研究工作，说明对城市发展战略重要性有所认识。但是，作为“前期研究”的城市发展战略能否真正发挥它的指导性作用还有很大疑问。城市规划的龙头作用无法得到发挥，首先是忽视城市发展战略造成的。一是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性地位仍然没有得到确立，二是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质量不高严重地影响了城市规划的质量和操作。 

　　高度综合是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特征，它的工作重点是对构成城市系统的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子系统的综合集成，它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调控某些参量促进整个系统的结构朝着有序方向发展。由于影响城市系统演化的决定性力量是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个别子系统、个别要素的较大和较快的演进并不意味着城市系统演化速度也必然加快。城市系统的演化是由少数慢变量决定的，资源禀赋、人口素质、市场化程度和民主化水平可以看作是影响城市发展的慢变量。城市发展战略就是要对这些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的问题提出平衡发展的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总方针和相应的制度框架。 

　　就经济领域而言，城市发展战略不是研究如何提高城市经济水平，而是主要研究如何协调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的相关关系。在这方面，目前的城市发展战略确实存在着一些思想误区，导致失败的城市发展战略比比皆是。典型的如现在很多城市提出的“迅速提高城市化水平”就很成问题。现实中我们看到，以此为指导的城市总体规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感慨，“1932年对于经济学家可谓是生逢其时。”众所周知，1932年正是20世纪大萧条最黑暗的时刻。但大萧条又如斯芬克司之谜，吸引了当时无数最优秀的头脑。萨缪尔森是其中最热忱的一位，他甚至公开否认自己生于1915年，而认为1932年迈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一瞬才是他诞生之日。

而就在世界即将走出21世纪以来最严重危机的前夜，萨缪尔森却撒手人寰。这一头一尾，着实堪称“生于危机、死于危机”。

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萨缪尔森精神遗产不可胜数。而站在中国的视角，他的思想宝库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或引起思考呢？

首先，萨缪尔森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内心中既有倾向于市场自由放任的一面；但又深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所带来的繁荣“过于脆弱”。因此，他并不反对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涉，但他一再提醒：当我们追求高就业率时，将会有很强的通胀趋势；甚至在我们完全消除失业之前，就可能已经产生通胀。这话无疑是一剂清醒药。

其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而言，这位前辈更承担了“行为示范”的角色。作为经济学家，他从未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替富人说话与替穷人办事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他们并未正面回答，当富人(尤其是“坏”富人)与穷人直接出现利益冲突时，经济学家应该站在哪一边。作为弱势一方，公众总不见有经济学家站

12月15日，各大网站都将这一新闻挂在重要位置：“国务院要求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遏制”一词引起了特别注意，不少人认为，相比于此前的“抑制”、“稳定”，该词显现出更大的力度。据此，有人乐观地期待房价下跌时期的到来。

这种乐观情绪，似乎有点过早。“抑制”和“遏制”两词确实在力度上有所变化，但并无根本的不同。仅从用词的细微变化便读出如此深意，足以说明房奴们面对高房价的无奈和憋屈。而在笔者看来，当前房价调控仍然着眼于“遏制部分城市的过快上涨”，这是令人遗憾的——为什么只是部分城市不是多数城市？为什么只是“过快上涨”而不是“上涨”本身？

目前房价所存在的问题不仅是“上涨过快”，而是“已经过高”；问题不仅在少数一线城市存在，二三线城市甚至有些县城的房地产都已严重“发烧”。过高的房地产价格，让不少人安居无望，民怨沸腾。面对当前这种畸态的房地产市场，要遏制房价上涨“过快”，同时还要旗帜鲜明地遏制“上涨”本身，甚至更要努力促成价格的适度回落才是。

可以说，正是由于以往某些地方和部门对此的模糊态度，甚至完全不提让房价回落的观念，才造就了调控的屡屡无功。如此态度的直接后果是，房产市场上长期使用一个极具“忽悠力”的概念：“涨幅”。一直以来，某些部门或专家等所谓的房地产涨跌，绝大多数并非价格绝对值的涨跌，而只是“涨幅”的大小。其描述的并不是“上涨速度”，而是“上涨的加速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客观性。尤其是，在对“房价下跌”讳莫如深的回避下，房价上涨似乎

著名学者羊慧明4年前在其著作中预言，高房价将缩短中国经济高增长空间，其对内地房市的预测已不幸应验。近期，京沪深房价再次上涨，全国多地接连出现了多个“新地王”。。。

实际上，此轮房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炒高的，目前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炒房热。

此轮房价上涨多是人为炒高

　　当前房市迷雾重重，地产圈内人士大多唱涨，有消息称京沪高档房价创了新高，北京买房排号炒到500元，开发商又开始捂盘待涨，潘石屹前几天说眼下楼市泡沫已经超过2007年；但也有不少市场人士认为下半年楼市将跌。

　　事实上，此轮京、沪、深等一线大城市房价涨得有些蹊跷，缺乏市场基础。如果说2008年初以前的那轮房价大涨还有真实的自住性需求和庞大的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推升房价，这一轮的房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炒高的。内地楼市经过一年左右的调整，到去年底主要城市楼市成交量同比普遍下滑了40%左右，房价下跌了30%左右，深圳房价从高峰跌去一半多。一些有自住需求和改善型购房需求的人们一直在观望。到今年春节前后，自住性的刚性需求逐步活跃，开始“抄底”。自住性需求集中释放使楼市出现“小阳春”。但据业内人士介绍此轮购房者多以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主要购买中小户型房。4、5月份一些城市楼市成交量又开始下滑。到了6月份，唱涨楼市的声音占了上风。一些股评人士天天在电视上说：楼市在拯救中国经济，政府支持振兴房地产，加上通胀预期，房价将上涨，建议投资人买进地产股。还有报道说，温州炒房团又已杀回楼市，一次在上海购房700多套。但上海市政府前几天已否认温州炒房团存在，并称政府将采取措施平抑房价。

当前中国楼市的四大怪相“一边是商品住宅的热销，另一边却是退房事件频发；一边是企业库存压力仍较大的担忧，另一边却是企业频频提价；一边是消费者购房信心的略微恢复，另一边却是开发企业投资信心依然不足；一边是社科院隆重推出的房地产蓝皮书，另一边则是‘后院起火’”。(——引自5月19日《经济参考报》)

实际上，中国的楼市早已怪相丛生，何止“四大”呢？几年来，楼市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波澜，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观点交锋，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惊人之语楼市里出现最多，以至见多不怪了。正是这种大氛围和土壤，造就了上述四大怪，而其之所以出现，全是人为导演的结果。

　　商品房的热销场面，许多都是开发商的营销策略和造势活动，是开发商不惜重金聘请房托表演给消费者看的。开发商频频提价是为了给市场造成“复苏”和马上要涨的预期。开发商摸准了中国百姓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通过提价造势，使消费者这种心理成为现实购买力。消费者的信心略有恢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消费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尚好、国家投入4万亿保增长的决心。但是，这种恢复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本身楼市价格就没有怎样跌，开发商囤积居奇在死扛着房价。就是这种略微恢复，也被开发商大加利用，肆意放大。

　　中国社科院推出了一个所谓的房地产蓝皮书后，社会各界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却率先起了内讧。中国社科院内部开始打架，后院起火。不仅是著名经济学家曹建海质疑其站在了开发商立场，而且，大家也注意到，中国社科院的蓝皮书与北京社科院的蓝皮书，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作为堂堂的智囊机构，肩负着给国家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重要参考的重任，提供的结

那一天

我不得已上路

为不安分的心

为自尊的生存

为自我的证明

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睛

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

在路上

用我心灵的呼声

在路上

只为伴着我的人

在路上

是我生命的远行

在路上

只为温暖我的人

       梁思成先生曾经感慨：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的确，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发现，和世界那么多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于是，人配衣服马配鞍一般，我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外观，于是我们便越来越倾心倾力地盖房子，住宅楼盘此起彼伏，争先恐后，肆意扩展着城市的地平线，切割着城市的轮廓线，我们不少的城市多年以来都是一座大工地。城市建设仅仅沦为梁思成先生批评的住人的房子，恰恰淹没了人本身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主体性位置。因为在远古时代里，人们建造的房子也是为了住人用的，退回到岁月以往，即使可以凭借楼盘赚更多的钱，我们并未比我们的祖先走出多远。    

       楼房可以是城市最为直接醒目的外观，重视它，也没什么错。但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精神的外化。有多少不同的精神风貌，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城市呈现出风姿绰约的景观，并不只是豪华的外观所能够呈现的。梁思成先生所期待的建筑，虽然也属于城市的外貌，所体现的却是人对于城市寄托的一种美的理想追求。重视这样美的追求，才是更重要的。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将这种美的理想追求以这样的比喻而形成最为生动鲜明的形象，使得城市成为了人的精神的载体，并得以艺术性的外化和升华。为了这种艺术外化和升华，不少有识之士在和唯利是图的地产商和眼光短浅的城市规划者作斗争，20世纪之初纽约城市规划建设的先驱罗伯特·摩西，就曾经愤怒地说道：当你在一个楼房过多的城市里建设时，就不得不用一把剁肉的斧子为自己开路。在现代化的行进途中，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体现，首先需要面对在城市建设中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而多建设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如北京的“鸟巢”、苏州贝聿铭新设计的博物馆等。

谈起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没有人能说清楚。对国家来讲，是又爱又怕；对贪官来讲，是展示“价值”的好地方，也是入狱前的安乐窝；对于有深厚背景的公司来讲，这是权钱交易最好的战场，主导着整个国民为房价的涨落而疯狂让他们的人生瞬间达到辉煌；对于一般的开发公司来讲，有的时候跟对了节奏，喝上了一口汤，随后却发现自己拿的就是最后一棒，更多的是辛辛苦苦的搭上下滑前的头班车；对于老百姓来讲，如同股票一样，一会为之癫狂，一会为之痛骂，因为老百姓在房市中的位置就是股市中的散户，他们被调动起来的情绪恰恰就是这个行业的原动力。在涨的时候立刻进入疯狂，有的赚了，有的一边后悔、一边在高位时继续冲进去。那个时候那些买得起房的没有人会高呼房价要降，而大多数买不起房的降价呼声早已淹没在股市、房市涨跌的兴奋之中，无人理睬。

现在又到了一段曲终人散的时期，一时间降价的讨论代替了昔日赚钱效应的讨论。而降价的风潮并不象股市那样来的那么猛烈，细细想想，却品出其中的一些血腥味道：

1. 楼市涨的时候可以乱涨、瞎涨。而房价的跌，则是个无底洞。这个行业当中，无论是完整的吃了一拨上涨行情的公司、刚进来的公司、还是一半一半的公司，都没有人敢真正打出降价的招牌。因为谁都知道，一旦降价之风流行，没有人能够幸存。与其一边遭受同行的责骂，一边还是要死去，还不如大家一块忍受。“坚守就是胜利”，对于很多公司，这只是一个无奈的赌局，实际没有太多的选择。

2. 前一阵子，的确已经出现了一丝

本文以最浅显的道理阐述经济的真相。真相只有一个，让我们擦亮眼睛，洞观今天发生的一切。

　　1、 什么是经济发展？

　　简单的讲经济发展就是有钱，但钱从何来？钱只能印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印钞机不停的运转？

　　假设一个岛上有1000口人，与世隔绝，人与人之间交换物品过活，但有时候你手里用来交换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对方想要的，怎么办？于是人们就用都喜欢的金银作为交换的东西，于是交换方便了。但金银要磨损，携带也不方便当交换活动频繁时，发现这个东西太繁琐，限制了交换活动，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由岛上的管理者发行一种符号，用它来代替金银，于是钞票出现了。

　　刚开始这种钞票可以随时得兑换金银。大家都很放心，因为钞票就是金银。可是岛上金银的产量太小，当人们的交换活动更加频繁时，钞票不够用了，只能暂停交换。暂停交换的后果就是大家不生产别人想要的东西了，因为虽然别人用，但交换不出去，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济发展减速了。

　　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成立一家钱庄，这个钱庄是大家的，由钱庄来发行钞票，印出的钞票借给想用钱的人，然后这个人有钱了再还给钱庄。于是银行就出现了。

　　银行的出现，能保证交换活动更持续的进行，大家都拼命的生产，岛上的东西越来越多，银行根据产品的生产数量，不停的印制钞票，以保证交换能更深入的进行。

　　后来人们的交换活动更频繁了，一家钱庄太少了，于是出现了很多钱庄，总要有个管钱庄的吧，于是指定一家钱庄管理其他钱庄，并且钞票只能由这家钱庄印刷，然后通过其他钱庄借给用钱的人，中央银行就这么也出现了。

　　2、什么是对外贸易？

　　有一天岛

       工业社会的到来，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使人成为技术和物质的奴隶，城市成了居住的机器。城市的异化，反映了人的异化。人们在似乎有自我意识的城市的不断扩张面前束手无策。

　　以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为代表的理想城市的文化模式，走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精英文化之路。崇尚理性的规划师、建筑师成了指引城市居民走向理性生活的启蒙者和牧师，成了代替上帝为居民预设理想城市生活、为人类绘制未来理想蓝图的“神秘的钟表师”。然而，城市被机械地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分区，规划师们以类似于外科大夫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以结构主义来分析城市的构成，对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良，并以此解决城市的功能和空间的拓展问题。

　　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的现代城市规划，应用现代科学知识认识城市，在把城市分析、解剖为各个子系统的同时，用技术手段对城市的各个功能系统和空间结构进行整治、完善和建构，使现代城市的面貌有了巨大的改变。随着城市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的主体性意识再次觉醒。当今的人们已不满于少数精英分子为他们预设的通用型的生活模式，他们已开始追求和构筑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个性化的生活。正如里斯曼所说：“今天最需求的，既不是机器，也不是财富，更不是作品，而是一种个性。”于是，以批判现代主义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所崇拜的理性主义的反叛、对权威的蔑视、对中心的解构、对多元化的提倡、对个性的张扬，表现出对人类理性主义的历史性反思。当然，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也给城市留下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这就是当代城市规划应该从以精英文化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向以大众文化为依托的方向转化的背景。

　　城市并不是自然之物，城市也不是机器，城市是一个社会，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每个人都

城市的个性是城市独特的、持久的内涵。有个性的城市，才是有特色的城市，有魅力的城市，也才是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城市。城市的个性愈鲜明，其对周边城市的协作互补作用便愈强，也就愈容易产生出个性化的经济和个性化的人文。

　　我们向往和憧憬一个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为这座城市物质和文化的独特个性所吸引。北京的大气、上海的时尚、西安的古朴、苏州的精致，千百年来，魅力永存。

　　因此，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我们从规划开始，就要考虑保持城市特有的审美价值和旅游价值，保持城市的鲜明而丰富的个性，将城市规划变成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使城市规划贴近每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通过创造一种城市物质空间的形象和秩序，来创造或改进社会秩序，恢复城市中由于工业化而失去的视觉的美和生活的和谐。

究竟中国建筑要如何现代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想，应该首先从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谈起，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西方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

　　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是西方现代化的开端，其后经蒸汽机的发明和法国大革命，到了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生产力大大提高，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这个时期，建筑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现代建筑的萌芽，其第一声号炮是1851年建成的伦敦“水晶宫”，第二炮是1889年在巴黎耸起的埃菲尔铁塔。

　　20世纪初，包括表现派和风格派在内的大部分新艺术流派对于建筑的探索更多的还只是注目于外在的形式方面，仍属于现代建筑的前期，从德意志制造联盟继续下来的包豪斯学派，才是真正触及到现代建筑的本质性内容的成熟的建筑运动，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1926年在德国德骚建成的由格罗庇乌斯设计的包豪斯新校舍，最近它已被列入为人类文化遗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现代主义”建筑正式诞生，其总的特点是更加重视功能问题的合理解决和强调冷静地理性地面对创作，反对学院派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和形式的复古，所以又被称为“功能主义”或“理性主义”，对历史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这种“现代主义”，与所谓英克尔斯体系（传统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标准），即主要从工业化的角度衡量现代化程度的评价方法基本同拍。当时人们面临的问题是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城市化急速发展，无产阶级生活环境加速恶化，城市住宅的需求急速膨胀，要求建筑迅速从中世纪式的手工业操作发展为工业化操作，加上在同一要求下新的建筑材料，新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设备的不断涌现，以及人的审美观念的更新，乃促成了这一浩浩荡荡的建筑革命。简而言之，多、快、好、省地建设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与建设呼唤科学与和谐的发展观，需要理性和公平的公共政策与法规支持。

　　我们已经意识到：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环境和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珍惜有限资源，公平使用资源，这是城市发展与建设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当前城市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资源、大众、财富和权力的不平衡状态,实为一种“权贵”城市病。就此我们或许会问：拥有财富是否就可以拥有一切？财富是否可以变换空间环境资源？权力是否可以任意支配空间环境资源？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因为封建意识的作用，这些原本明了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有必要重新审视，弄清原由，明确方向，选择解决问题的路径。

　　一　“权贵”城市病因

　　1　病因之一——财富变换空间环境资源

　　因为发展经济的需要，不少政策具有经济主导性，如土地有偿使用、发展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等，这些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这些政策的运作门槛仅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大众。其结果是，财富可以变换空间环境资源：拥有财富就可以拥有超量和高质的城市空间、环境和场所。我们建设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别墅、高级宾馆、高档会馆……为谁服务？“有钱族”！现实是，拥有财富就可以拥有一切：有钱可以住豪华别墅，打高尔夫球，进高级宾馆和高档会馆……有钱可以买地、买车、买房，甚至可以买山、买水、买景观……甚至可以买几套住房、几辆小车……这些说明什么？这些说明富人和大众在不公平地享用城市空间和环境资源。山、水、地是什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别墅、小车、高级宾馆、高档娱乐城、高尔夫球场……是什么？是城市空间的占有物，是城市良好环境的占有者。城市空间和环境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果这些富人享用的城市空间和环境资源多起来，而公众使用的公共空间环境得不到保证的话，城市空间环境资源不公平分配和使用的矛盾将会不断激化。看了某报报道 “超级豪宅”的“大比拼”消息后，我们是兴奋还是担忧？

“公共安全是城市的第一需求，安全发展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涵。城市安全规划一定要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在科博会5月22日举行的“科技创新与城市安全论坛”上，身为建设部城市建设防灾减灾专家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范维澄院士在发出这一呼吁时有意加重了“一定”的音量。

　　城市安全规划之所以显得如此紧迫，背景是我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镇化水平已达45%。而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分布在灾害频发区。汶川大地震无疑再次敲响了警钟。

　　“城市化、城镇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范维澄表示，但同时城市面临多种灾害事件的巨大威胁，各种极端灾害往往不是单一灾害作用，而是伴随着多种灾害的次生或耦合。“城市一旦发生危险，影响面大，涉及人多，处置起来困难。”

　　科学的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可以减少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降低事件带来的损失。范维澄以日本东京特大型城市安全规划为例，地处地震频发地区，东京的房子在设计时就考虑了城市构造的防灾性，同时提高了地域防震性能，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设置阻断带、避难所等，由于考虑了各种不同道路、不同区域的防灾、抗震性能，一旦发生大事故也不会造成整个城市瘫痪。在美国，安全研究也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让范维澄欣慰的是，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里，我国第一次把公共安全作为独立的重点领域进行研究和规划。在范维澄的理念里，城市公共安全科技框架可以以三条主线进行研究。“第一条是以突发事件为主线，研究突发事件的孕育、发生、发展到突变成灾的过程及其对承灾载体的作用，即研究事件本身。第二条以承灾载体为主线，包括人和物，也包括了运行的社会、经济系统，研究承灾载体在突发事件产生的能量、

西方城市规划

和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明确的指导思想相比，西方城市规划体现出了一种多元性和历史性。我们可以把西方城市的发展大致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工业革命前）：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每个阶段，西方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不仅反映了规划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因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外在缩影。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古典时期），城市的中心是神庙、剧场、竞技场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他们占据着城市的核心位置，而普通的民居簇拥着他们，如同大哥手下的小弟。如雅典和罗马都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城市结构。它反映了当时神、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种关系，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人神合一”的思想，以及公共性对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欧洲是“黑暗的欧洲”。这一时期，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利（包括王权）之上；人们处于一种极度的愚昧状态，知识的拥有权掌握在少数神职人员手中。这反映在城市规划上，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几乎没有经过规划，大部分城市处于自发形成的状态；城市缺少普通居民公共活动空间；同时，教堂处于绝对统治性的位置，它往往处于城市的高地上，而且其本身的高度也是其成为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统治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同样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化。随着“人本主义”的回归，人们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随着神的仆人光环的暗淡，教堂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渐